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 王仁曾
很荣幸再一次来到深圳参加“资信”金融峰会。中地会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进行信息的交流，增强房地产企业的资信，也让银行业的朋友们能够对他们的业务发展，未来的金融业务的创新提供了非常好的信息。
资信对经济活动成本降低、运转流畅起重要作用
我们现在在大学里面在做一件事情叫做“双一流建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实际上这个事情也是一个资信的问题。要有资本，要有资格，你的学科，你的教授，你的学生，同时你在社会上要有良好的信用。在互联网时代，3“O”产业革命时代，信用对于各行各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到了陌生人的社会，信用对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成本降低，运转的流畅起着重要的作用。
今天演讲题目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实际上这个题目是很难讲的。任何一个专家说预测中国经济，明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几，外汇汇率率多少，在历史上不太容易做得到。有很多主要的预测、汇率的预测，经常是让很多经济学家声名狼藉。但是我们就中国经济在现实当中正在发生的政策、创新、变革的一些现象和出现的一些问题提供一些思考的结果，供大家参考，判断。
我国经济增长的成就巨大
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转换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
如果以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00的话，那么到了2015年，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应该说翻了30倍以上。人均水平来讲的话，我们从1978年的只有几十美金，到现在已经接近人均水平8000美元。
当然，我们谈人均水平的时候很多人有一些想法，互联网上会很多人说“我又被平均掉了”，这也是一个现实。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光地区之间存在差别，地区内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也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1978年启动经济增长过程的时候，我们就埋下的伏笔。如果不鼓励差距的存在我们怎么能成长，我们以前是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最后的结果是共同贫穷。现在有一种想法，有的人把它叫民粹主义，这种想法有可能是导致共同贫穷，世界上有先例，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承认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企业和企业存在的价值的差距，我们才有正确的激励，才带来了这么大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这件事情。
从世界范围来看，从众多经济体的比较来看，无论是世界的平均数，还是包括巴西、印度这样一些和我们具有可比性的、国情比较相似的国家，包括与日本、欧盟、美国发达经济体的比较来看，我们的经济成就都是显著的。
深圳福田不比纽约曼哈顿差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曾经出现了负增长，出现了10%。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0%下降到6.9%这样的水平，大家都受不了。
大家都讲经济下行，但是实际上我们曾经在60年代的时候出现过大规模的经济下行，直接的就是负增长。而且在七八年前我们有大幅度的经济波动，增长率是大起大落的。这个时代我们能够感受到很多事情。60年代初，邓小平二次上台做了一些调整，然后经历文革的增长率下降，在70年代初又一次上升然后又开始下降，只有到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增长率才真正在世界上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个比较高的水平是什么样的水平？10%左右的平均增长率。我们以前大家到国外觉得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现在大家想想无论在上海的浦东，还是深圳的福田，我们和香港的中环和纽约的曼哈顿，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差距。在广东尤其广州的，现在很多孩子不再像曾经一样迫切希望出国留学，留学了也要回来，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形式发生了改变，达到了发达的水平。这个从数据的研究也可以看得出来。
与美国人均收入的差距在减少
1952年时，美国人均的收入水平是2234美元，我们是54美元，美国是我们的43倍。到1978年的时候美国是一万多美元，我们是222美元；2010年时，美国是48358美元，我们是4430。到2015年，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5905美元，我们接近是8000美元，我们东部的沿海地区都超过了一万美金。美国和我们之间的倍数差距是一直下降的。这个数据反应的是整个国家的平均水平，西部还有很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方。
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7月份召开的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座谈会，紧接着他召集一些经济学家来召开座谈会，讲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中国古代也有辉煌的时期，但是在现代文明来讲，亚洲四小狼的辉煌程度都是小国家，中国作为人口大国，而且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能够取得这么伟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就，我们要总结这些实践，要在伟大的实践当中总结出对人类文明有重要贡献的理论，新的理论。在经济学的领域，我们一直是跟在西方的后面走，经济学的理论我们学了几十年。现在我们应该能够总结一点自己的东西，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兴奋的一件事情。
人力、资本、科技是经济增长三大源泉
从经济学一般理论上来讲，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人口。人要有欲望，如果人类没有致富的欲望，经济就难于快速增长。人力资源是一个资本，人力资源的资本取决于教育的投入，我们大规模高等教育的普及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第二是资本的积累。为什么以前经济发展不起来呢？从广州到珠海要5个小时能到，现在1个小时就能到。以前没有高速公路的时代，广州和珠海要过两条江，要轮渡两次，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这是物质资本带来的物流、信息流、价值流各方面的提速，这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三从外伸的角度讲，科技。人类自古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科技进步带来的，包括我们金融系统的诞生，从一开始没有货币的物交换到后来有了古代的最原始的货币，以工具作为货币，首先发明了火，制造了工具，这个工具作为一般等价物，再到冶金技术的发现。现在的互联网技术是最新一代的科技，同时需要制度创新，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全要素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增长的源泉。
只要人类基本的行为方式不发生变化，这个模式就不会发生大变化。
我国现在处于投资驱动阶段
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历史，大体上来讲都经历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要素驱动。你这个国家有要素驱动，有比较优势，你可以卖你的矿产品，出口你的农业产品，按照你的要素进行初级发展。之后积累一定财富以后就有了投资驱动目标。
我们中国处于投资驱动的阶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投资驱动可以带来不是直接的竞争优势，而是比较优势。你没有任何资源，但是你可以形成比较优势。比如说广东很多大理石的企业，包括陶瓷的产业，没有资源，但是为什么有生产出口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优势，是更高级的优势。在这个阶段结束以后将会进入到创新驱动的优势，这个创新驱动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创新。
当然科学技术的创新带来商业模式的创业。经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将会进入到财富驱动的阶段。也就是说一切准备就绪，该满足的都满足了，没有什么愿望，这个时候已经积累的财富就够他生存和发展。人类历史上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出现财富驱动的国家可能就是英国，他们卖英语就可以了，创新驱动这个阶段已经过了。现在美国是处于创新驱动的阶段，而我们的国家可能是在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动力。
我们需要追寻新的增长动力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1978年到2000年是通过改革实现经济发展，通过小岗村农民释放蕴藏在最基层的吃饱饭的愿望，从农村到城市逐渐逐渐的释放到民间的活力，释放了民间的创造力。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增长是粗放的，环境的问题，资源的约束等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初步显现。在初步吃饱肚子的情况下，我们追求质量上的进步，我们迎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机遇就是WTO，改革开放，广东这样的地方在这个阶段得到了大的发展。
到了2013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发现增长的动力在逐渐失去，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靠开放，通过出口导向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我们的增长动力出现了失速，增长率开始下降。像一个快速运行的、非常重的列车，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从9.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逐渐往下降。从今年以后，《人民日报》讲L型，这是一个趋势，有的经济学家说得比较严重一点，我们需要追求新的增长动力。我想供给侧改革结构改革不是一个治标的办法，而是一个治本的办法，能够让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失速不至于失的太快，不至于跨过中等陷阱之后就降低到太低的程度。
需要民营企业在创新上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是大国，我们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的横向比较仍然是不低的，而且现在1%的增长速度和20年前1%的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欧美发达国家有2%、3%的增长速度就非常高兴了。
投资拉动是我们一直以来一个重要的手段，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多是来自地方政府，另一个方面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企业。民间投资失速，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到10月份的数据也是这样，但是在6月份之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可能上升得比较多，增长率同比到20%几，这样就对阻止GDP增长速度的下滑起到了大的作用。
民间固定资产的增速为什么会下降，资金都是追求收益，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没有收益率能满足需要，自然就下降了，它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实际上需要由市场决定的投资上升更快一点，或者是有所上升，这才是真正经济复苏的信号。需要民营企业在创新方面，工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无法短期完成
一直以来，市场配置资源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定价要正确。我们出现的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是因为定价造成的。这样的情况下市场是不能出清的，对民营企业来讲是可以自动出清的，自己承担责任，这是不一样的制度。我们一年多来提出了很多的对策和思路，比如说“大众创新，万众创新”、比如说“互联网+”。
我看了一下中地会《高层决策》上的文章，虽然说互联网、电子商务、技术创新这些东西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是有一定的贡献，但是短期来讲是不可能有很大贡献的。主要还是靠固定资产投资，我想这是一个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完成。
年轻人所做的和欧美不一样
企业家更愿意谈商业模式的创新，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创新、创业的大潮中。很多都在讲互联网+，电子商务已经变成了中国最时髦，最热门的话题。
有人说，现在中国一流大学最优秀的青年人在做一些什么事呢？他们围坐在一个中年男人神百年，中年男人是一个创业导师，在研究如何送外卖送得更好更快，在设计一个APP。在广东有一个企业请我去做创业导师，我们学校里面也搞创新创业。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难以理解。
欧美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又在做什么？他们可能在思考人类的未来。比如说将来地球上资源用尽了怎么办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转移到另外一个星球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能源和资源从科技上怎么突破的问题。这样比较可能有一些绝对，但是确实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
互联网没有办法解决一切
凯恩斯说“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想法，无论是对是错，其影响力均超过一般人的理解，自认为能够完全不受知识影响而偏重实物的人，其实经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我之所以把这句话引出来，是要对某些现在在创新创业大潮当中一些比较过头的言论，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有比较大影响的一些人的一些话提出一些批判，也不是说他们做得不对，或者是他们对社会没有贡献，他们有很大的贡献。
比如说一些言论，“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好，我个人看法未来30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原因就在于数据的获取，市场这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有些事情作为一个商人来讲的话，站在他的企业立场或者是行业立场来说话，这个痕迹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是一种广告。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所谓人类无限的欲望和地球上有限资源的矛盾，这个矛盾无论是互联网也好，还是大数据也好，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解决，包括区块链，AR员工智能技术，这些只能在局部改善信息不对称。比如说银行的贷款问题，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如果采用大数据可能会解决传统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是也可能带来新的信息不对称。
互联网归根到底提供的是一种信息，这个信息是商业模式重要的东西，但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让能源的效率更高一些，这些问题不是互联网解决的问题。
市场引导的创新需要减税降费
从根本上来讲，我们的创新体系正在从，政府引导的创新向市场引导的创新转变，更多的企业愿意往创新上投入。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企业主导，一定要有一个好的金融市场来进行资源的匹配，竞争的机制，市场化的资金配置可以引导创新走得更好一些。
最近政府正在做一件事情，减税降费，交易成本降不下来，税费降不下来，很多有价值的企业是难以生存的。在未来大企业也可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些都需要通过减税降费，通过金融市场的完善帮助他们的成长。
土地供给制度亟待改革
房地产这么多年来，是中国经济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投资拉动的情况下，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它就是最大的一个拉动。
经过好多轮的调控，去年、前年大家觉得房地产行业一直不冷不热的感觉，一二线热点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从今年开始启动，通常来讲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有6点原因。
首先是经济下行，人民币贬值，资产荒普遍存在，这个资产荒不仅是在中国存在，在国外也有。我们城市统计公布在2013年之后严格受限，供给被限制，所以大家讲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我觉得土地制度供给侧应该做最大的改革，这样的话房地产市场才会真正回到按市场调整的程度。否则的话，三四线城市土地供给是非常多的，实际上真正需要资源的是一、二线城市，而不是三四线城市需要这么多的土地。
房价上涨大部分由投资型需求带动
今年以来的部分地区的房价上涨，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投资型的需求，投资型的需求定价机制是看未来的价值，而不是看现在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多种市场主体在进行合作博弈之后，楼市出现了局部过热。
还有巨量资金，大家知道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量化货币宽松的，不光是中国，融资规模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好多倍。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基本吃、穿、住、行满足的情况下，其实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去炒买炒卖现有的资产，这是巨量货币被消化的一个渠道。对于货币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样持续下去就增长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给金融风险埋下隐患。
还有地王。地王是利益相关方制造出来的，每个居民都希望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出现地王。
房地产业还是需要考虑品质问题
金融体系有一个独特的功能，自己创造一种需求，其实它没有增加社会的实际价值。金融过度创新，实际上金融体系本身出现了供给过程，最后产生的代价是通过经济的其他部门来吸收的。
现在中国经济体系在逐渐市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讲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金融体系在房地产行业的定价、对信息的提供、对资源配置上发挥更好的作用，需要不断的改革，真正实现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短期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是一个深层次的资源配置的改革。从房地产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研究怎样走出不同以往的模式，不像以前一样不断的扩建、卖房子。
在国外来讲，一个房子可能是几百年，我们现在盖的这个房子多少年以后是不是就不能用了，我们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房地产业需要未雨绸缪，房地产的品质，我们所使用的时间，当然里面涉及政策性的问题，从总体上如果能够打造千年、五百年永久使用的，可以作为国家的财富、社会的财富，这样的一种房地产开发，应该说是我们未来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