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曾：中地会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进行信息的交流，增强房地产企业的资信，也让银行业的朋友们能够对他们的业务发展，未来的金融业务的创新提供了非常好的信息。
信用对于各行各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到了陌生人的社会，信用对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成本降低，运转的流畅起着重要的作用。
深圳福田不比纽约曼哈顿差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曾经出现了负增长，出现了10%。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0%下降到6.9%这样的水平，大家都受不了。
大家都讲经济下行，但是实际上我们曾经在60年代的时候出现过大规模的经济下行，直接的就是负增长。而且在七八年前我们有大幅度的经济波动，增长率是大起大落的。这个时代我们能够感受到很多事情。60年代初，邓小平二次上台做了一些调整，然后经历文革的增长率下降，在70年代初又一次上升然后又开始下降，只有到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增长率才真正在世界上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个比较高的水平是什么样的水平？10%左右的平均增长率。我们以前大家到国外觉得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现在大家想想无论在上海的浦东，还是深圳的福田，我们和香港的中环和纽约的曼哈顿，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差距。在广东尤其广州的，现在很多孩子不再像曾经一样迫切希望出国留学，留学了也要回来，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形式发生了改变，达到了发达的水平。这个从数据的研究也可以看得出来。
与美国人均收入的差距在减少
1952年时，美国人均的收入水平是2234美元，我们是54美元，美国是我们的43倍。到1978年的时候美国是一万多美元，我们是222美元；2010年时，美国是48358美元，我们是4430。到2015年，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5905美元，我们接近是8000美元，我们东部的沿海地区都超过了一万美金。美国和我们之间的倍数差距是一直下降的。这个数据反应的是整个国家的平均水平，西部还有很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方。
我国现在处于投资驱动阶段
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历史，大体上来讲都经历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要素驱动。你这个国家有要素驱动，有比较优势，你可以卖你的矿产品，出口你的农业产品，按照你的要素进行初级发展。之后积累一定财富以后就有了投资驱动目标。
我们中国处于投资驱动的阶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投资驱动可以带来不是直接的竞争优势，而是比较优势。你没有任何资源，但是你可以形成比较优势。比如说广东很多大理石的企业，包括陶瓷的产业，没有资源，但是为什么有生产出口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优势，是更高级的优势。在这个阶段结束以后将会进入到创新驱动的优势，这个创新驱动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创新。
当然科学技术的创新带来商业模式的创业。经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将会进入到财富驱动的阶段。也就是说一切准备就绪，该满足的都满足了，没有什么愿望，这个时候已经积累的财富就够他生存和发展。人类历史上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出现财富驱动的国家可能就是英国，他们卖英语就可以了，创新驱动这个阶段已经过了。现在美国是处于创新驱动的阶段，而我们的国家可能是在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动力。
我们需要追寻新的增长动力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1978年到2000年是通过改革实现经济发展，通过小岗村农民释放蕴藏在最基层的吃饱饭的愿望，从农村到城市逐渐逐渐的释放到民间的活力，释放了民间的创造力。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增长是粗放的，环境的问题，资源的约束等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初步显现。在初步吃饱肚子的情况下，我们追求质量上的进步，我们迎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机遇就是WTO，改革开放，广东这样的地方在这个阶段得到了大的发展。
到了2013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发现增长的动力在逐渐失去，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靠开放，通过出口导向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我们的增长动力出现了失速，增长率开始下降。像一个快速运行的、非常重的列车，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从9.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逐渐往下降。从今年以后，《人民日报》讲L型，这是一个趋势，有的经济学家说得比较严重一点，我们需要追求新的增长动力。我想供给侧改革结构改革不是一个治标的办法，而是一个治本的办法，能够让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失速不至于失的太快，不至于跨过中等陷阱之后就降低到太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