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稳定经济增长要投资但不能投资冲动

　　稳增长 要投资不要投资冲动

　　当前就业形势还比较乐观。各地并没有出现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的现象，相反“用工荒”还在局部地区蔓延。我国没有必要启动像“4万亿”那样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从根本上讲，要减少投资带来的低效率问题，必须更好地扶持民营经济发展。政府应切实降低投资的冲动，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大力为中小企业减轻税负，让企业轻装上阵。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会议还要求，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

　　国家发改委网站的信息显示，近日重大项目审批速度明显加速。其中仅5月21日一天，发改委就批复了100多个项目。

　　这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有关“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猜想。针对外界的一些猜想和担心，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微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

　　外需放缓、消费无法跳跃式增长，适度投资来稳定经济运行非常必要

　　记者：当前我国为什么要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并加快一批重大项目的审批和实施？

　　刘元春：目前我国整体经济增速呈现放缓态势，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可能带来财政、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外需面临形势更加严峻，出口增速低于预期；消费短期内不会出现跳跃式增长，因此，通过适度的投资规模来稳定经济的运行非常必要。

　　孙立坚：欧债危机陷入僵局，在债务违约风险加剧的情况下，德法等国的银行业受到较大威胁，企业都将资产变现准备“过冬”。财政的紧缩短期内也会影响居民的就业和消费。虽然今年我国对金砖国家的出口保持了较高增速，但金砖国家对外依存度都比较高，受外部形势的拖累，今后经济增速也可能下滑。因此，我国外需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当前形势比2008年要好得多，经济增速放缓有其必然性，投资扩大并非“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

　　记者：有市场人士认为，我国可能出台类似于“4万亿”的投资计划，您如何看？

　　刘元春：此次投资规模的适度扩大，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目前来看，虽然一季度GDP增长仅为8.1%，4月份用电量同比增长3.7%，创下16个月新低，但我国经济运行还不至于过分悲观。

　　当前经济形势比2008年实际上要好得多，特别是就业形势还比较乐观。各地并没有出现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的现象，相反“用工荒”还在局部地区蔓延。人社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332万人，同比增加29万人。这就说明，我国没有必要启动像“4万亿”那样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当前我们需要适度的投资，但要抑制过度的投资冲动。

　　从深层次来看，经济增速放缓有其必然性：我国经济处在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中，信贷的扭曲和金融风险的上涨导致资金处在去杠杆化过程中，对经济前景的看淡使得企业处于去库存化过程中，还有现阶段我国处于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源环境成本逐步提高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必须处理好短期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矛盾，让结构性矛盾在增长中逐步释放。

　　已经把稳增长和调结构进行了较好的结合，但也要警惕项目审批标准降低

　　记者：有人担心，启动一批投资项目可能出现“泥沙俱下”，产业结构调整被延误。您认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苏明：国家对此也有所关注，最近国家扩大了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范围，对节能减排的电器给予更多补贴。这不仅是在扩大投资，也是在刺激消费，并通过补贴引导低碳行业的发展。

　　孙立坚：这次稳增长强调了对新能源和节能减排项目的投入，财政部明确将投入1700亿元推进节能减排，应该说，将稳增长和调结构较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但需要注意的是，部分项目的环保标准等可能随之降低。

　　刘元春：投资规模的适度扩大，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所难免，但此次投资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信息化领域，大部分是基础性的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不大。当然，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也可能导致部分落后产能死灰复燃。

　　要减少投资的低效率问题，应真正减轻税负，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记者：有人认为，大批投资项目的上马，可能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并导致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进一步增强。您认为这种担心有没有必要？

　　白重恩：我国确实应注意投资规模的适度。“4万亿”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在建续建工程，如果我们再次开工大量新的项目，今后就会有更多在建续建项目，我们对投资的依赖就难以摆脱。

　　对投资项目应进行更充分的论证。匆匆上马的工程，难免出现投资不合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为了抢工期，部分项目的投资成本会增加，质量可能下降。

　　我们的研究监测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税后的投资回报率能达到15%以上，90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步下降，到2011年投资回报率已经降到5%多一点。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折射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在降低。我们一定要寻求有效率的增长。

　　孙立坚：从根本上讲，要减少投资低效率问题，必须更好地扶持实体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还要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真正减轻税负，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

　　过度的政府扶持可能导致新兴产业产能过剩，补贴制度应设计合理

　　记者：此次强化了对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扶持，但市场人士担忧，可能打乱新兴产业的发展节奏，您如何看这个说法？

　　薛澜：每一个行业的发展都有一个自然的过程，需要经历从研发到商业模式的探索，再到市场的推广运用，如果在政府的主导下投资的话，确实可能会拔苗助长。企业在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探索上会丧失动力和机会，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很成问题。政府过度的扶持还经常会导致产能过剩，最终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而且有了补贴，很多企业可能就靠“编故事”骗补贴来生存，并没有真正去改善产品性能、提高生产效率，相反很多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未必能拿到补贴，因此市场竞争会很不公平。财政补贴如何做到公平合理，真正起到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这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

　　项目审批放松，会导致地方财政的压力加剧，结构性减税实施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

　　记者：在新一轮项目上马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配套大量资金，地方债务风险可能进一步突显。您认为，地方债务风险是否会进一步加剧？

　　刘元春：地方债务和土地财政的问题已经较为突出，新增的投资项目中，中央支出的比例可以适度增加。从长远看，化解地方债务问题，还要依靠财政体制的改革，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

　　苏明：美国政府的负债率已经超过100%，日本政府的负债率也达到227%，而我国政府的负债率只有40%左右。总体上看，目前我国政府的负债率并不高，但也不排除个别项目和个别融资平台会出现财务问题。

　　要解决扩大投资可能带来的债务问题，关键是要引入民间资本，打破部分行业的垄断，这既可以扩大投资，也可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白重恩：需要警惕的是，项目审批放松，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会增强，这会导致地方财政的压力加剧，结构性减税实施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切实降低投资的冲动，真正给中小企业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