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

　　论坛嘉宾现场访谈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城镇化就是搞城市建设。于是我们花了很多钱、负了很多债去造城，但其实这些都只是物的城镇化。”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都明确指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

　　“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的数据就是城镇化率。城镇化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不是看你盖了多少房子，而是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肖金成告诉记者，自改革开放让农民可以到城里务工经商以来，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全国已经有2.6亿农民从农村走进了城市。

　　“应该说是农民工进城提高了我们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而并非我们的城市规模搞大了、我们的楼房建高了、我们的路建宽了。”肖金成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农民加入到了城市的工业建设，我们国家才从原来的短缺型经济达到了现在的剩余型经济。

　　“我们之所以称他们是农民工，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民的身份。因为他们还是农村户口，他们没办法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水平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肖金成表示，如果不能解决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和报酬问题，这些人最终还是会回到农村。

　　“大量农民工都是一个人在城市工作，他们的妻儿和父母还都留在农村。有统计数据指出，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数量达到1.8亿人。”肖金成表示，我们未来要让这“三留”人员都逐步进入城市，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解决子女受教育上学的问题，让老人能够在城市享受养老保障。

“应该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们未来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叫做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肖金成说。

农民福利待遇应该和城镇居民逐渐拉平

　　户籍是很多农民工心中最大的伤痛。户口本原本只是用来记录本地区的居民身份，却因为家人看病、子女上学、老人退休、保障住房等问题成为几十年来横亘在城市和农村间的隐形分界线。

　　12月14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各类城市的城镇化路径，明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国家很难一下子为2.6亿进城农民工解决户籍问题。”肖金成表示，“解决户籍就意味着要把户籍背后的各种福利都给他们解决。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累积下的问题。”

　　在肖金成看来，大家之所以关注户籍，是因为那些粘附在户口本上的公共福利。“城市越大公共福利相对越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公共福利和农民工数量相对较少，因此能解决户籍的就尽量解决；大城市人口规模已经严重饱和，虽然没办法给户籍也可以先从给福利做起。”

　　因此，“户籍是其次，重要的是福利。”肖金成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做到城镇和农村居民各项待遇一视同仁。“只要大家干的活一样，农业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工资就要一样。另外，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方面也要逐渐取消差别化对待。虽然现在农民有了新农合医保，但新农合的报销水平还是和城镇居民有差距。农民的福利待遇应该和城镇居民逐渐拉平。”

　　城市要从单中心向多中心组团式发展

　　尽管政府多次指出要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是大城市人口数量仍然不断增长。为什么人们一边诟病北京昂贵的房价与污浊的空气，却还不断向这里涌来呢？在肖金成看来，根本原因是大城市的就业岗位多，收入高。

　　肖金成认为，想要控制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必须要控制这个城市的产业状况。通过控制产业、减少就业岗位从而控制人口数量。“工业企业、制造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要控制这些产业的进入。”

　　他同时指出，还可以通过市场调节作用来控制城市人口数量。“企业之所以会进入这个城市，最终目的还是要赚钱。如果进入这个城市的成本不断提高，税收加重，一些产业和企业自然会被挤出这个市场”。

　　至于这些被挤出的产业该转移到哪里去，在肖金成看来，它们应该转移到大城市的周边城市，通过建立城市群，让二级城市和三级城市逐步减轻大城市压力。

　　“我们不可能指望小城市、小城镇也都变成大城市、大城镇。它们之所以会‘小’，是因为它们在配套设施和人才队伍上不足。虽然我们不能强迫企业必须落到小城市、小城镇去，但是我们可以逐步建设城市区域，让各级城市拥有各自合理的分工。”肖金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不同等级的城市拥有不同的功能。

　　他告诉记者，小城镇的功能就是做农村的服务基地，镇上的医院和学校主要都是为周边农村农民服务。那些在小城镇之上建立起来的小城市的作用是满足更大范围的消费服务；而中等城市的作用是发展工业和制造业；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主要聚集在城市区域的中心城市。

　　“我们之前的城市建设都没有考虑到城市区域体系的问题，各级城市都想做大做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城市体系应该是有分工的阶梯式发展。”肖金成说。

　　“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必须要由单中心变成多中心组团式发展。”肖金成认为，大城市在设计城市发展规划时，可以借鉴上海浦东新区的做法。

　　“上世纪80年代，上海人都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而为什么现如今的浦东新区却能吸引各路企业驻扎？就是因为浦东新区成为了上海老城区的反磁力中心。”肖金成解释说，所谓反磁力中心，就是在老城区外选定一个合理位置，把那里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好，从而把一些产业和城市功能从原本的市中心吸引过去。

　　“在北京，大家都愿意到市中心去。住五环的想去四环，在四环的要去三环，到了三环还惦记二环，在二环上的恨不得要围着天安门广场。有什么方法能改变这种状况？就是让新城区比老城区的吸引力更大。通过更便捷的交通、更完善的设施、更美好的生态、更繁荣的经济来吸引人。”肖金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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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养老招牌引资不易

　　对保险公司来说，找到一块合适的地皮并不容易。而对地方政府来说，找到一家有实力的企业也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招商也难啊，领导说是要重点开拓养老地产，然后地也不确定，政策也没有，都是一事一议。”宁波招商局内部人士说，“这和相亲一样互相挑，领导要挑大开发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开发商要各种补助，各种政策，各种优惠，地皮在市中心附近的。”

　　同样，为了吸引更多投资方投资养老地产，北京市政府去年表示将降低土地保证金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养老综合用地竞拍，但该100公顷养老设施用地指标最终未能落地，而是仅仅出让了1块（中投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每平方米800多元的楼面价获得了首块养老用地），余下6块养老综合用地并未出让。

　　前不久，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就暂停养老综合用地招拍挂，希望主导养老产业。北京市民政部门也提高了从事养老产业机构的项目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等。

　　某险企人士就表示，保险机构找地通常要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进行考核，对人口的购买力、消费能力、老龄化程度等各个因素进行考核，尤为关键的是当地政府的补贴力度，以及后续的床位补贴扶持力度等。